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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中年：我们这代人的怕和爱

——《喜闻：危险的中年》阅读有感

   文 / 江雪 

与独立导演徐辛聚于画家陈曦画室。(2011)

《喜闻》作者中，出生于70年代的诗人、小说家与批评家占了一大半，正是这样的一群人，整体步入了“危险的中年”，而“危险的中年”在我看来具有双重的隐喻，既是一种理想的对抗文学的精神状态，同时又是一种极为客观现实的审视历史的社会状态，这两种状态紧密地契合了我们的这个时代，因此我等惊叹于诗人朵渔在诗歌中如此深刻地洞察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困境与抗争，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喜闻：危险的中年》 

2015年发生了很多悲喜之事，在众多大事中，遮蔽着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那就是诗人余丛在中国南方编选出版的文学丛书《喜闻》。本卷以“危险的中年”为主题的组稿和编辑工作，早在一些大事件发生之前就已成型。作为70后重要诗人的余丛，极具预言家气质，譬如他笔下“被隐喻的花朵”，朵渔诗中“危险的中年”的时代隐喻也被他发现，并且把这个深刻隐喻作为《喜闻》的封面主题，实在是绝妙。当我们再回首观望2015年的时候，我们感触的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悲喜之闻”，余丛敏锐而温和地捕捉“喜闻”二字，同样让我感到他深度捕捉“词语的秘密”的能力。他捕捉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幽暗时空中的境遇落差与良苦笔意，以及精神道途上的掘进与反思。

2009年2月，摄于南京。左起：苏野、江雪、育邦

《喜闻》共分六个部分，其中份量最重的当属“开卷”，本书开卷，余丛推出70后诗人杰出代表，朵渔。朵渔近年来写了一系列外国现当代诗歌大师的长篇随笔，涉及的诗人主要有米沃什、布考斯基、布罗茨基、辛波丝卡、雷蒙德·卡佛、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在当代诗人和批评家中引起较大反响，朵渔仿佛在自觉地传承着来自西方的自由诗学遗产。诗人朵渔在随笔《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中写到，曼德尔施塔姆一直都是个穷人，很早就爱上了贫穷和孤独，并且是一个贫穷的艺术家。而事实上，我们，一群中国诗人，在现代性的大陆上，何尝不是一群穷人，一群饥饿的艺术家？不过，我们更像是一堆穷人艺术家中的属于少数派的富有隐喻精神的“拾垃圾者（本雅明语）”。《喜闻》作者中，出生于70年代的诗人、小说家与批评家占了一大半，正是这样的一群人，整体步入了“危险的中年”，而“危险的中年”在我看来具有双重的隐喻，既是一种理想的对抗文学的精神状态，同时又是一种极为客观现实的审视历史的社会状态，这两种状态紧密地契合了我们的这个时代，因此我等惊叹于诗人朵渔在诗歌中如此深刻地洞察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困境与抗争，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与日本诗人高桥瞌郎、中国旅日诗人田原合影于香港中文大学（2009）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过来的诗人和读者，记忆自然清晰于诗人于坚著名的“棕皮手记”，而他能把这部手记坚持书写到现在，实属不易，而且手记的书写质量与文化视野一直在倔升，更是不易。当我们回顾中国当代诗歌走过的四十年历程（1976-2016）时，能让我们脱帽致敬的诗人廖廖无几，而于坚是其中一位。他的艺术成就不仅仅体现在诗歌上，还有人文随笔与独立摄影。于坚说，“写作就是回到故乡”。在我理解，个体化的独立写作不仅仅指涉文学，还可以涵盖其它艺术语言的表达方式与存在方式；所以，我认为这句话无异于写作者的“精神还乡”，一个诗人的“精神还乡”，一个艺术家的“精神还乡”。于坚在手记中写道：“无论这些诗人审美立场如何不同，但他们共同的东西是，写作就是故乡，他们在漫长的时间中重建了古典写作的一个基本层面，这就是写作本身的持续性。”因而，于坚自信地认为新诗担得起“母语”这个词，“母语故乡”不仅仅存在于古典诗歌中。

2009年11月，美国垮掉派诗人盖瑞•史耐德，香港中文大学。

近十年来，“功夫在诗外”的践行，在当代诗人中间蔚然成风，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越是成就斐然的诗人，越是重视诗歌之外的修行与造化。写诗，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种职业，诗歌仅是衡量一个人精神向度与人格魅力的风向标，写不写诗，并不证明这个人能否成为诗人，甚至很多不写诗的艺术家与哲人，或者一个自然主义者，更像是一个诗人。现在，越来越多的诗人在艺术领域以及其他的写作领域，拓宽自己的文化艺术视野。本书除了于坚，还有比如耿占春、余怒、朵渔、育邦、余丛、刘波、周公度、李以亮等诗人、批评家或翻译家，也是随笔高手，诗人抒写随笔，古今中外，近代以来成了一个传统，大诗人没有不写随笔或诗论的，随笔同样也是一个诗人在诗歌之外的功夫之一，就像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学习绘画、书法和小说写作一样，或许从另一条路径出发，可以让我们进入诗歌的窄门，觉悟诗的真谛与奥义。

与著名诗人李笠、杨典聚于北京瑞典大使馆（2011）

本书小说板块的三位作者可说是当代青年小说家中的佼佼者。陈崇正、魏思孝出生于八十年代，马拉出生于七十年代末，这三位小说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年轻，才气逼人，写过诗。陈崇正笔下的“半步村叙事”给我印象较深，他试图通过自己故乡的时空地理来构建一个亦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正如诗人、小说家徐淳刚所言，他的叙事具有“80后乡村叙事”的独特意义。魏思孝更年轻时如此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小魏，也写诗，笔名卫生巾”，这种表达方式是不凡的，足以显现他的个性与锋芒。魏思孝的小说，荒诞，重口味，黑色幽默，他可以成为继续诠释与承袭王小波骑士精神的作家。马拉始终警惕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的界限，他不愿意他的小说仅仅只是一个故事，他想让我们觉得它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艺术需要创造，它必须拓展生活真实的边界，从而使另外一种生活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马拉觉得艺术是制造可能性的工具。马拉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实力，早已成为70后小说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我的乡党与朋友，祝愿他走得更远。

2010年6月，与台湾诗人黄粱聚于武汉青年旅舍。

与诗人杨小滨、蔡天新合影于宁夏电影城（2010）

本书诗歌板块，极具特色与象征意味，从“50后”到“80后”，均有代表性诗人作品入选。王家新的《幽灵船》、沈浩波的《纸船》和吕布布的《幽灵飞机》，在不经意中暗合了我们时代的荒诞、残酷与灾难事件的“现实隐喻”，预言能力与隐喻能力是一个优秀诗人必不可少的先知禀赋，无论是知识分子诗人还是口语诗人。余怒的诗，像他这个人一样，充满神秘感与使命感，他的先锋性不是标榜式的，而是大鲸般的沉潜与归隐——甚至他的先锋性，正如他在诗中所言，是“无法定义”的，他的诗让人洞察到一种有关荒诞、反讽与解构的杰出能力与时代隐秘真相。当整体阅读孙磊与宇向的诗歌时，我们会发现这两位诗人的诗歌风格与形式感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但是两位诗人的诗学观念与独立写作的精神与气质却又有着惊一的相似性。周公度与黑光，一北一南，他们有着相似的写作气度与人生情怀，周公度数度在诗中感慨“中年”，“无赖的中年”，“中年的蠢货”，虽然年近中年，“但有些时刻/我依然流泪不已”。 不解诗群的黑光，追求“大隐隐于市”的生活，而他的诗依然疼痛，依然存留人世的孤独与荒芜，继续做着精神还乡的梦。80后重要代表诗人唐不遇与吕布布，他们的诗均有大气象。唐不遇的诗中有一种诗性哲学的深度与锋芒，他一直在诗歌中布施批判与救赎的力量，那同样是“一代人的怕和爱”在他的身上得到传承与延伸，所以，他想努力和“死者”交换世界。吕布布的这一组诗极具史诗气息，时空交错，张力十足，甚至可以让我们打通古今，联想到诗歌之外的人类的命运、战争以及政治中的人性。

与诗人朵渔

2010年8月13日，与诗人育邦在岳麓书院合影留念。

另外，本书的翻译板块，主要是以诗歌文本为主。李以亮、柳向阳在从事翻译的同时，他们还是诗人，诗人从事翻译，相对而言可靠一些，而他们也是近年来中国翻译界涌现出的不可多得的青年翻译家，他们均翻译和推介了当代西方重要诗歌文本与诗人到中国大陆，并引起较大反响，值得大家继续关注与期待。

2010年12月18日，与著名作家阎连科先生聚于黄石。

最后我想说的是，《喜闻》的21位作者有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共7位获得过“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的各项单奖，占去三分之一。他们分别是余怒、朵渔、育邦、马拉、李以亮、柳向阳、刘波，这是“后天”的荣幸，也是我的荣幸。我相信，依照余丛兄主编的眼光与《喜闻》的文学视野，今后将会有越来多的《喜闻》的作者成为“后天奖”获得者。                                           

江雪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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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1970—）湖北蕲春人。诗人，批评家，自由艺术家。1979年开始学习绘画，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05年10月创立“中国·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迄今已成功举办五届。多次受邀参加国际诗歌节、艺术节，有作品入选《70后诗全编》《21世纪诗歌精选》《21世纪诗歌档案》《中国新现实主义诗选》《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衡山诗会（2000-2010）》《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等数十种重要诗选及文献。现为黄石书画院院士，大学客座教授、文学顾问，《后天》杂志主编。

原刊于香港《文汇报》

喜闻，可能的生活

主编｜余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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